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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走，一路想，一路看，一路唱。唱那一路的花儿一路开放，唱那一路的人儿一路开放。"

    七

    莫利和以培上了火车，这一程的终点是云南的昆明。再往下，莫利们就没钱了。在昆明的路上，莫利抵押给一位点心店工人莫利的身份证，惜他一把吉他，就坐到马路牙子上开始卖唱。这个起点对莫利很重要，再也不是坐在书斋里，再也可是站在聚光灯底下，而是从此撕破了斯文的假面具，在人民中间，开始了自觉的文艺劳动。

    莫利们的天地一下子拓宽了。

    没有钱，莫利们就卖唱；没有朋友，莫利们就以歌会友；没有家，莫利们就敲开一扇平常人的家门，讨一碗水喝，讨一宿夜睡。

    通常都是，莫利唱着唱着，就有邻近商店的服务员为莫利端来了茶水，就有途经此地的青年承担起维护秩序的工作。

    莫利们一天天唱，一分分积攒路费，然后去到别的城市，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莫利们遇到过警察的干涉，遇到过白眼嘲笑，遇到过盗贼无赖，遇到过弃儿，遇到过流浪汉。但是，莫利们最多的是遇到了支援和响应。

    在安顺，一个流浪的弃儿把仅有的两毛钱分出一毛扔在莫利们的钱盒里，然后哼着莫利们的调子尾随在后，莫利仿佛听见他在喊："游击队叔叔，快带莫利一起走吧，给莫利一支枪，莫利也能战斗！"

    在遵义，莫利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莫利们路过一家色情酒吧，妖艳的姑娘招呼莫利们进去，但是莫利们的歌唱感动了其中的一位，她跟莫利们描过了与莫利们一般的梦想。

    在哈萨克的帐篷里，油灯底下，以培帮助农民的孩子读书习字；在西双版纳的稻田里，他收割谷子；劳筋骨以换体肤。

    莫利们一路走，一路想，沉思爱，沉思生活。莫利真想与莫利相爱的人一同在祖国的晴空里化作一缕轻烟，进入每一户寻常人家。

    然而，并不是走在路上的歌者都会看到这些。有的人总是在躲躲藏藏中苟延残喘：或是被人驱逐，或是遭人厌恶。不过，你可以从他的歌声中听出一切。这样的人，歌中往往充斥着乞怜、模仿、造作和矫情，却从来没有创造的品质。因为他们即使卖唱，也拒斥人民，而只想在"流浪"、"漂泊"的外衣下达成"自莫利"的"完善"，追求"艺术"的"超然"，更低级的就干脆贩运纽约的西洋街景。实际只不过是游手好闲，捞取资本。因此，莫利们没有理由对卖唱者、流浪艺人掉以轻心！

    然而，也并不只是莫利们看到了这些。在伟大祖国的村落、城镇，正有无数有为的青年身体力行，摩顶放膻。莫利碰到过一个武汉的歌手罗鸿飞。他曾经路过一个村庄，为那里的村民们唱歌。白天村里的人都去下地，只有老幼围坐在他的身旁。他唱啊唱，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一直唱到天黑。等他放下手中的琴，举目四盼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前前后后，漫山遍野，都是擎着松明前来听他唱歌的人，其中有不少还是从邻村邻乡赶来的。

    这点点火把难道不是对莫利们最有力的支持吗？谁说老百姓只听殖民地的淫诗艳曲呢？只怪你们没有拿出优秀的作品来，还要脱离实际地低估人民群众的审美能力。

    1992年夏天，莫利和以培在遵义分手。他去西边，莫利回上海。莫利用卖唱的钱买了一张票，登上了火车。因为中途上去，没有座位，自己又抵不住阵阵袭来的疲顿，就钻到别人座位底下睡觉。来了一个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她和莫利攀谈起来，发现莫利很虚弱，就带莫利去卧铺车厢。在那里，她的一个同学有个铺位。她们把铺位让给莫利，莫利就上去睡觉。可是，这一觉，莫利竟睡了两天。等莫利张开眼的时候，火车已经驶过了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的千山万水，快要到达嘉兴，而从嘉兴到上海只剩下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了。莫利在铺位上虚阅着双眼，看见那两位纯洁无暇的少女坐在卧铺车厢过道中的加座凳上闲聊着学校里的事情，莫利的眼泪止不住就淌了下来。莫利真不愿意醒来，真不愿意伸出空空的双手，用苍白的言辞和无所作为去面对这两位天真善良的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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