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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锐再次重申道：“欧洲的西门斯、傅里叶，明末何心隐的聚合堂是前车之鉴！所以必须有几条原则！

    第一是自愿，不搞强制加入，允许自由退出。当然，加入和退出的具体机制还需法律和财政上的研究。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

    第三，自力更生的原则……

    第四，内部民主，禁止剥削……

    ……没有这些原则，公社就会沦为空想实验！”

    晋桐饶有兴趣的听着，渐渐感觉吴锐设计的集体公社并非他熟知历史上的那种，反而类似“以色列特色的人民公社”——“基布兹”。

    据晋桐所知，“基布兹”在21世纪仍占以色列国内工业产值近10%，农业产值近40%。虽然以色列国土狭小，人口也少，跟中国不具备可比性，但仍不失为公社主义改造农村的绝佳范例。

    或许，他们真能成功？

    这场关于“如何建设集体公社”的讨论持续了很久，晋桐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帮助制度设计。

    不过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荒原上，他们只能实验原始部落主义。

    有时候他们邀请马丁和袁文定参加讨论。

    马丁是失地农民、窑工，标准的无产阶级；袁文定则被吴锐定义为流氓无产者，两人的社会地位很有代表性。革命者争论不休时，就找他们求证。

    二人跟进步青年交流多了，不像从前般惧怕，但仍有一定畏忌，尤其陆天锡常常有意无意拿枪吓唬他们，两人经常私下痛骂姓陆的生儿子没P眼。

    一个农民工、一个流氓的加入相当有意义。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底层的，是劳苦大众的，说话、办事多从自身利益出发，往往“一语中的”，破除知识分子“迂腐的迷思”。

    谈得多了，两人渐渐对“公社”起了兴趣，袁文定有一次没管住嘴，说了句大实话，“等我学会你们这些主义，就能到乡下建个教派当教主了！”

    当时在场青年的表情相当精彩，晋桐更是哈哈大笑。可不是么！公社最初就是出现在宗教组织中，真正掌握工作方法的人当个邪教教主绰绰有余。

    PS：有人以后会当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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