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页

    因此，资产阶级要先展起来。而君王却也不能在资产阶级面前彻底失势。

    所以夏鸿升要想办法，促使大唐进入到这个状态里面去。

    所以要先开商限，先使得资产阶级出现。

    但是资产阶级的出现，却又会威胁到帝王的统治。在资产阶级出现的初期，它是展迅猛的，又是足够弱小的，甚至于朝廷的一道旨意，就足以将其扼杀。所以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初期，要使得帝王对他提不起来足够高的警惕来，才能使其继续展下去。否则，一旦在初期的时候，君王认为它的展将要触及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时候，那么不管他有多大的好处，君王都会将其一举抹杀。而那个时候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断然没有能力来对抗一个集权的朝廷的。

    所以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的展，反而应当有所限制。这种限制，使他可以放慢一些度来，来迷惑君王，使君王认为它的展在其可控之内，因而才不会去将其抹杀。因而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初期，一些不伤害其展，又限制其展的政策，反而是它的保护伞。

    这就是夏鸿升奏请制定商法的意义。

    其实，李世民所提出来的三个问题，是根本无解的。

    官商勾结，狼狈为奸；亦或是权贵利用自己的权力，构建商业帝国，垄断市场；甚至于大权贵就是与大商人，二者集于一身……这些都是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法律有时候也只能相当的无奈和无力。

    盖因“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的危险”。

    但是，却也并非是不可调和的。

    只要法律的内容不过度阻碍于商业的展，剥夺商人的权利；只要国家的力量仍旧大于商人极其联盟的力量；只要国家对于经济的把控仍旧有效；只要对遵从法律的商业行为的促进力度，和对违反法律的商业行为的执行力度都足够大；那么这些问题，其实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抑制的。
    第(2/3)页